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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陈建仁“新内阁”仓促接棒，被批“旧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陈立非】苏贞昌率领台“行政院”总辞后，陈建仁1月31日正式就任台“行政院长”。不过他同样面临诸多争议，如涉嫌论文抄袭、护航高端疫苗等，如今又被爆是由“中研院”借调出任新职，这些都让岛内舆论对他标榜的所谓“温暖内阁”不抱任何期待。
“学官两栖”再引争议
1月31日上午，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主持新任“行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及政务首长等人员的宣誓典礼。陈建仁带领宣读誓词，他还与卸任的苏贞昌举行交接典礼，并由赖清德监交。
陈建仁在致辞时称，“今天接下印信，承重的责任就落在肩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还不足以形容现在的心情”。他感谢蔡英文的信任托付，接下重担他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全力以赴、没有悬念，每一天的作为都是为台湾长远未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照顾好人民每日生活。当天下午，他前往台疫情指挥中心。台湾联合新闻网称，岛内室内口罩松绑预计本周将公布。
苏贞昌在致辞时，告诉陈建仁“你的苦日子要开始啰！”苏还透露，蔡英文要他还是要接电话，“我顿一下说，放心，处江湖之远，我还是会忧其君”。
尽管陈建仁信誓旦旦要“全力以赴”，但台媒此前披露称，他其实是从“中研院”特聘研究员借调去出任“行政院长”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月31日表示，这是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陈建仁应该诚恳说明是不是应该全力以赴为台湾打拼。台湾《联合报》1月31日发表社论称，细数陈建仁的“学官两栖”生涯，其次数之多，令人目不暇接。他首度借调，是在1997年由台湾大学借调出任“国科会”生物处处长，25年来从学术界借调至当局任职共计5次，前后借调期累计长达12年1个月。也就是说，25年间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借调去当官。文章说，如今陈建仁已71岁，要出掌当局最高行政机器，却还要坚持保留“中研院”特聘研究员49万元新台币月薪的优厚退路，真是名、利、权一样都不肯放。而蔡英文办公室能向“中研院”发出这纸名利算尽的借调公文，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前“立委”蔡正元1月31日还披露称，陈建仁的父亲陈新安继承了大笔财产，在日本殖民时期属于地主，他得以前往日本就读京都大学，随后还响应日本政府号召成为“皇民化家庭”，并取了日本姓氏“大波”，因此陈建仁的名字应该是“大波建仁”。
旧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1月31日，国民党举行“冷血酬庸护高端，检验高冷新内阁”记者会，批评新行政部门换汤不换药。文传会副主委林家兴直言，“阁员”名单几乎是“旧瓶装旧酒”，超过七成留任，真正的新人只有5个，改组幅度仅约1/4，纯新人更是只有1/8，“这是哪门子改组？实在让民众无法期待”。而且正副“行政院长”都争议不断，蔡英文称陈建仁“内阁”温暖坚韧，“难道温暖是护高端弊案？”至于“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大撒币却留下诸多粗糙的公共建设，他的台大硕士学位还因论文抄袭而遭撤销。国民党“立委”李德维表示，陈建仁主张反核，3月核二厂二号机将停止，核三厂机组也将在明年及后年停止发电，但同时台电亏损不断，2025年绿能发电20%确定无法兑现，“对于如何解决用电，以及电价会不会上涨，陈建仁也都应该回答”。
民进党前“立委”沈富雄1月31日形容这次的“内阁”改组，是一出从“狼狈为奸”到“狼狈不堪”的荒谬连续剧，歹戏拖棚终于落幕，但蔡英文不是为大家找到“行政院长”，而是为她自己找到执行长。他感叹蔡英文机关算尽，虽害不了卿卿性命，却留下荒诞不经的一页。
台湾中天节目《卢秀芳辣晚报》1月30日进行街访，询问民众认为“陈建仁新内阁最大特色是什么？”结果年轻人一面倒，认为最大的特色就是“败选联盟”，“都是一些没有选好的人上台”，还有人直言，“换汤不换药，再做一年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2.0版“蔡赖内战”
有岛内分析认为，蔡英文之所以选择陈建仁，一来是因为他听话，二来是可以作为一枚活棋，牵制民进党主席赖清德，让民进党看看她在2024年选举中还有一定的话语权。台湾中时电子报称，蔡英文显然有意画出一条维持“恐怖平衡”的界限，此举虽然暂时不影响赖清德代表绿营出征2024的格局，但这俨然是2.0版的“蔡赖内战”，无论最终是斗而不破，还是鱼死网破，短期内都将让赖清德错失契机。
资深媒体人李晴果1月31日分析称，苏贞昌率“阁员”总辞并拍了所谓的“毕业照”。尴尬的是，有超过2/3的人拍完照后要走回原来的办公室继续上班。外界评论这个被称为史上变动幅度最小的改组，目的就是赶走苏贞昌。他一定没料到为了说动陈建仁，蔡英文什么都可以承诺，更想象不到陈建仁真的脸皮厚到敢被借调，“蔡英文的城府之深、手段之强，苏贞昌真的不是对手”。
台湾《中国时报》评论称，去年“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惨败，最受争议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卫生福利部部长”薛瑞元以及“NCC(通讯传播委员会)主委”陈耀祥通通没换，这三人的共同点就是能揣摩上意，让当局变成政治宣传的化妆台。
(环球时报)
东西问·中外对话 | “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 题：“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记者 阚枫
当“老龄化”伴随“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国家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2021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占全国人口的14.2%，已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指标。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遇到“银发浪潮”，如何将“老年负担”变“长寿红利”，这是中国必须攻克的大课题。
环视全球，西欧是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地区，而亚洲国家中，日本、韩国都有应对老龄化的丰富经验，东西方社会可以给中国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林玲子，韩国东国大学原社会学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金益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和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院(NIDI)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老龄化中心主任贝斯图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展开对话。
专家们表示，老年人群并非社会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发人力潜能。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现实，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源，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与人口数量相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鹏：对于老龄化，中国舆论中出现了对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动力削弱的忧虑情绪。在人口政策调整和社会配套跟进方面，日韩两国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中国的经验之谈？
林玲子：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发挥人力潜能。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口能力的政策，比单纯的人口数量更重要。亚洲国家必须适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相应地调整政策。
金益基：韩国社会已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主要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下降。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计生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对韩国人口变化产生了影响。1996年开始，韩国政府改变了政策风向，由限生转向促生，但这为时已晚，日本和韩国的促生政策都没有收到实效。
资料图：韩国首尔明洞街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 王俞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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