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最好的阅读融入最珍贵的童年******
把最好的阅读融入最珍贵的童年
——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现状调研
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编者按
童书是儿童读物的总称,它不仅关系到下一代健康快乐成长,也是文化消费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的童书兼具文学性与艺术性,不仅有利于提升儿童的艺术审美能力和语言文字素养,更具有较强的教育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迎来了高质量发展的童书大时代。伴随着家庭对儿童教育的重视,从实体书店到各大电商平台,童书销量飞速增长。与此同时,因童书繁荣而衍生出的亲子阅读馆、阅读推广人等也与日俱增。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原创图画书兴起,众多儿童文学家、绘画工作者争相加入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创作行列。部分描绘儿童丰富情感、展现中华灿烂文化的优秀作品已具有跻身世界舞台的水准和影响力。光明日报记者会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图画书创作研究中心,对近年来童书领域的新特点、原创图画书面临的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梳理研究,并提出思路对策。
《团圆》文/余丽琼 绘/朱成梁
“快过年了,想让孩子好好感受一下我们的传统民俗文化。”临近春节,家住北京市东城区的姜女士为记者展示了她刚为孩子购置的各类“中国风”童书:从神话传说到民俗科普,从立体剪纸到布艺拼接,一个个憨态可掬的生肖形象、一帧帧晕散交融的水墨画、一张张生动夸张的京剧造型……让在一旁阅读翻看的孩子十分兴奋。
如今,为孩子购书“阅读”已成为最有价值感的假期礼物,而中国原创童书也成为越来越多孩子的选择。那么,中国童书,尤其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原创图画书有何新特征?发展中还存在哪些短板?如何探寻突破的方向和路径?
1.中国童书的“黄金十年”与原创图画书的兴起
五彩斑斓的图画、引人入胜的故事、新奇多样的版式……如今,当家长带着孩子走进书店、打开电商购书平台时,琳琅满目的童书专架、层出不穷的推荐榜单,让家长和孩子有了越来越多的阅读选择。这背后,正是中国童书行业近年来的“井喷式”发展。
童书出版蓬勃发展 儿童阅读迎来春天
进入21世纪,我国的童书发展迎来了“黄金十年”,连续多年的年均两位数增长,既让其成为中国出版的“领涨力量”,也助力我国跨入了“世界童书出版大国”行列。资深童书出版人海飞表示,当前全国580多家出版社中有550多家出版童书。中国已成为一个年出版4万多种、品种世界第一,年总印数8亿多册,拥有3.67亿未成年人读者,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有着友好出版交往的童书出版大国。
2021年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0~17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83.9%,其中0~8周岁儿童家庭中,平时有陪孩子读书习惯的家庭占73.2%。姜女士告诉记者:“我每天都会陪孩子读至少半个小时的书。”正如报告数据显示,亲子阅读已成为低幼孩子家庭的重要活动之一。
《百鸟羽衣》图/文 蔡皋
“中国好书”精品迭出 原创童书比肩世界
进入新时代,为促进精品图书的出版,除了“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国家级奖项外,中宣部出版局还专门设立了鼓励中青年作家原创的“优秀儿童文学出版工程”。海飞认为,“多出好书,多出精品图书,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高度统一,成了新时代童书出版的重要风向标”。许多少年儿童出版社把目标聚焦于“做强主题出版”,一批富有时代特色、内容丰富多彩的优秀主题出版物,如《我们的母亲叫中国》《丝路百科》《资本论(少儿彩绘版)》《共产党宣言(少儿彩绘版)》等受到青睐。
我国童书的优秀作品,正在和世界一流童书比肩——目前,已有蔡皋、朱成梁等多位画家获得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2016年,中国作家曹文轩荣获国际安徒生奖作家奖;2018年,画家熊亮入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短名单;2016年朱成梁凭借《老糖夫妇去旅行》获得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插画奖……
《荷花镇的早市》 图/文 周翔
新手爸妈热衷“绘本” “中国风”图画书悄然兴起
“虽然我们不在一线城市,但跟着电商榜单、育儿大V购书,和大城市的孩子们读的书一样。”家住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的赵女士,和身边众多80后、90后父母一样,非常看重亲子阅读,从孩子出生到现在,每逢电商图书打折季,频频为孩子“囤”绘本。
图画书,也称绘本,是一种文图共同参与叙事的儿童读物形式。由于以画为主、装帧精美,成本也较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童书市场上很多消费者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但随着先进的阅读观和教育观深入人心以及我国家庭购买力的迅速提升,图画书的引进和原创,已成为童书发展的新亮点。
“中国已不只是一个巨大的童书市场,而且正在成为原创图画书的重要来源地。”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张明舟说,当前,中国原创图画书出版之风正盛,作家和画家的创作热情高涨。此外,中国图画书的评奖机制也在不断完善,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图画书时代奖……与国际上历史悠久且知名度较高的图画书奖项相比,中国原创图画书奖项设立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迅猛。
插图选自图画书《中国》 于大武著·绘
2.中国原创图画书创作要攀上高峰,更要补齐短板
2021年7月底,“2021中国童书博览会”在京开展,博览会上,作为国际上最高水准之一的博洛尼亚插画展,吸引了家长和小朋友们的目光——戴礼帽的小鸟、安徒生笔下的雪皇后、朝着大海呐喊的小女孩……一幅幅优秀图画,用幻想带着色彩起飞,为孩子们打开了无边的想象世界。展览上,有家长感叹:“这些图画不是文字的附属,而是一幅幅优秀的艺术品。”“希望国内也多一些这样的作品!”
图像叙事亟待重视 跟风粗制乱象频出
“其实,我国图画叙事的传统可谓悠久,带插图的蒙书出版也早于西方。”国家图书馆少儿馆原馆长王志庚,以1955年出版、已在全球有着40余个改编本的图画书《萝卜回来了》为例,撰文分析了中国原创图画书全球化传播的情况。
但为何我国图画书始终没有走出“以文为主,以图为辅,图文并叙”的藩篱?王志庚认为,同一个故事改编成众多语种的图画书,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文字,“图像叙事”是根本。“在我国,以往的图画书以图配文、灌输道理、传授知识的较多。”长期致力于儿童图画书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晖表示,中国目前出版的图画书多是文字作者和图画作者合作完成的,图文合一作者不够多,导致有些作品在图文合奏、图像叙事方面完成得不甚理想。
近些年,我国原创图画书时有精品出现,但也有一些盲目跟风、粗制滥造的乱象。在一次研讨会上,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蒋风介绍了他近些年的观察:有的图画书盲目模仿西方;有的作家创作时主题先行,往往找一个好人好事来编织故事;还有一些作品重复引进,个别图书在五年中就出了十二个版本……原创能力不足、重复出版、跟风出版、杀价竞争、IP储备以及服务支撑能力明显短缺等,都成为制约我国原创图画书发展的短板。
网络荐书商业气息浓厚 原创经典难被发现
“刚开始买图画书就是跟风买网红推荐的、销量高的,有时候也去抢购直播平台上的低价书。”姜女士坦言,这些购书经历让她碰到了不少质量低、与孩子年龄段不相符的图书,也让她慢慢形成了国内图画书大都“硬讲道理、缺少创意”的印象。但近两年,她在图书馆和专业阅读机构的推荐下,接触了不少国内经典原创图画书,为孩子带来了很多阅读中的惊喜。
随着我国全民阅读的深入开展及童书市场的持续升温,困扰家长们的,早已不是“无书读”,而是“选书难”。于是,迷茫的家长们开始参考国内外奖项、育儿大V推荐,甚至是网络主播、团购平台推荐等。“2021年少儿绘本市场中超过六成的销量来自引进作品。”开卷最新调查显示,引进图画书依然是市场的主力军,而系列图书和套装图书的知名度相对更高,获过国际大奖的图画书更易获得家长的青睐。
图画书在中国虽有逾百年历史,但直到2000年左右引进了一批经典外国图画书后,现代意义上的图画书才逐渐流行开来。“中国孩子的童年需要阅读多样文化的图画书,更需要阅读中国自己的图画书,以中国文化滋养童年、陪伴成长。”在陈晖看来,一批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风貌的经典原创图画书,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艺术传统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和突出优势,但由于推广不到位等原因,很多家长并不了解。
“儿童视角”常被忽视 行业人才参差不齐
“你是否学过文学创作?有过专业插画的经历吗?”“都没有。”调研中,记者接触到两位在国外学习设计的学生,没有相关的学习经历和实践经验,仅仅是因为看到了童书领域的“商机”,毕业回国后就立即投身于此。
随着童书行业的蓬勃发展,近年来,许多不具备专业素养的从业者急于投身这一行业,导致原创图画书发展参差不齐的现象频出。“‘发现儿童’是图画书创作、发展中非常重要的理念,如果创作者童年文化认知偏差或童年观淡薄,都会造成原创图画书品质的下降。”陈晖认为,童书创作并不是低门槛、高收益的工作,创作者不仅应具备文艺创作的基本素养,还应真正地“发现儿童”。
“图画书以图为主,文字很少,看似简单,实则包罗万象,内涵很深,需要作者有细腻的生活经验、丰厚的审美素养,并能洞悉儿童的认知特点。”图画书作者含含(原名韩娴)表示,深入理解图画书的特质是创作优质图画书的前提。作为《我爱你,中国》科学家系列图画书的创作者之一,从深夜研读黄大年的报告文学到与学者探讨形成情感共鸣,从考证还原现实场景到频频拜访科学顾问,含含数易其稿、反复打磨,而她之前的图画书创作更是历时数年之久。
海飞也呼吁:“出版业工作者要实事求是,理性发展,不要过度宣传,过度市场化;作家写得慢一些,画家画得精一些。”
3.中国原创图画书的未来之路该如何走
调研中,多方专家学者表示,经过多年实践,中国原创图画书已取得了长足进步,未来应在创作实践、阅读推广、理论建构以及评价标准等方面寻求更大突破。
提升创作者与编辑的综合素养,致力于图文合奏创作意境,助推原创图画书迈向兼具“民族”与“世界”魅力的国际化发展之路
“要想走好图画书的中国化、时代化、国际化的发展之路,需要把握原创图画书的创作立足点。”海飞在采访中表示,既不要生搬硬套,过度崇洋媚外,又不要过度食古不化,缺乏时代气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通过图画书,向外国读者讲好时代化、国际化的中国故事。
资深出版人、编审刘蕾表示,图画书的创作在把握立足点的基础上,作家与画家的合作尤为重要。“一本好的图画书一定是多方合力而成的:作家、画家、编辑缺一不可。”她认为,图画书的文字要简洁洗练、表意精准,为画面预留足够的表现空间。而图画书的画家则要从故事主题和立意出发,选取适宜的场景去表现文字,力求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图文合奏创作意境。
针对“目前原创图画书中图文合一创作者较少”的状况,刘蕾认为,随着图画书理念的普及和深入,未来会有部分图文合一的创作者从画家中产生。正是由于自身的创作经历,含含特别呼吁在未来的人才培养上,吸纳更多复合型尤其是理工科背景的画者,为中国原创科普图画书的发展助力。
而承担着“寻找故事、呈现故事和推广故事”重任的编辑,更是黏合作家和画家的“第三方力量”。编辑对图画书本质、儿童心理及图画书市场的了解,良好的文字和图像审美能力,对图画书的完成度及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因此,该群体应在不断学习中提升专业度。
学校和阅读推广机构应加大对优秀原创图画书的推广和应用
2021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委托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组织来自学前教育、儿童文学、插画、思政等专业领域的百位专家,遴选出347种幼儿图画书,其中中国原创图画书占比78%。此外,国家图书馆少儿馆《原创100——中国原创图画书核心书目》系统整理和收录了我国自2000年以来出版的原创图画书。这些书单为学校和家长有针对性地选择符合儿童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的图画书提供了参考。
国家图书馆少儿馆“文津少儿讲坛”和“低幼悦读会”负责人殷宏淼表示,学校和相关社会机构可以此类榜单为范本,促进原创图画书相关课程的研发和应用,通过教师师资培训、亲子阅读指导等多种途径,体系化推广中国图画书阅读教育,让多元丰富的中国原创图画书真正走进课堂、走进儿童的日常生活,让他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
随着儿童对图画书阅读需求的增长,殷宏淼表示:“培养真正理解图画书性质、具备专业图画书讲读能力的教师以及相关从业人员,也是推广原创经典图画书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文化传承中树立中国图画书的理论体系和评价标准
当前,国内的学术刊物时常发表儿童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许多文学类报刊也为儿童文学的理论和创作研究开辟专栏,但相对而言,原创图画书研究成果的发表阵地还有待扩展。
“在原创图画书的研究方面,应深刻把握中国原创图画书的性质和特点。”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毕海表示,原创图画书的“中国性”和“民族性”,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图画书理论话语体系的重点。
图画书作家、编辑周翔认为,中国的色彩美学与西方有本质不同。西方的颜色醇厚浓烈,东方的颜色温润顺平。因此,对中国原创图画书的研究要充分借鉴中国传统美术、文学、艺术设计等学科的理论资源,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更为学理化的研究。
此外,针对中国原创图画书的评价标准,陈晖强调,既要把握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又要关注中国故事与中国元素的表达方式。在向世界各国的孩子讲述中国故事时,要避免将其概念化、简单化及表面化,避免集中指向民俗风情,流于固化的中国符号,要以图画书的话语方式表达中国文化,让图画书中的中国元素、中国风格与时俱进。
(光明日报记者 白雪蕾、陈雪)
(调研组成员:王一典、谢喆)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07版)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